2015/4/15 14:28:00 浏览:761 来源:北京家教网
王维的文静,与他的家庭环境、性格有关,还与其经历有关。王维文词清雅,风度高胜,超然山林间,疑其非世之人。而居位显荣,污贼不能死,适累是图,惜哉王维的文静,与他的家庭环境、性格有关,还与其经历有关。这首《终南别业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:中岁颇好道,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,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,谈笑无还期。
这里是写王维归隐生活的乐趣。王维说自己到了中年以后,就很注意养生之道了,后来又把家安在终南山边,生活更加悠闲了。兴致来了,就独自漫游,随意而行,走到哪里算哪里,不知不觉来到流水的尽头,无路可走了,索性就地坐了下来看行云变幻。碰到山间老人,就谈谈笑笑,把回家的时间也忘了。这样的生活,看起来很美,真正过起来还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。很多人都说,这样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、超然物外的风采。王维性格中淡逸的一面十分醒目,却未必是他的全部。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,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,整天飘飘然,他也有“金刚怒目”的一面。王维说自己“中岁颇好道,晚家南山陲”,只说中晚年以后他的生活很平静,可见青年时期他的心情未必宁静。
中状元的那年秋天,王维离开京城,来到济州任司仓参军,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,王维在那里整整呆了了四年多。这段时间王维非常苦闷,一个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,刚刚步入仕途,对未来饱含期待,有无限的憧憬,但发现自己被人遗忘在偏僻的角落,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。漫漫长夜中,黎明迟迟未到,诗人无法忍受寂寞,四年之后他辞去了司法参军一职,离开济州隐居于淇上。两年后又回到长安,闲居了很长时间。此时的王维还没有体现出天性淡逸、超然物外的一面,他对入仕有着强烈的向往。
开元十六年(728年)孟浩然到长安应试,第二年冬却怅然而归,写了一首诗留别王维:
寂寂竟何待,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,惜与故人违。当路谁相假,知音世所稀。只应守寂寞,还掩故园扉。
孟浩然说,偌大个京城,没有一个做高官的知音,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,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看来自己只能回到襄阳老家,在寂寞中度过此生。传说孟浩然的失意,是因为他面试失败。当时他正与王维聊天,唐玄宗突然驾到,他无处躲避,只好藏在床底下。后来玄宗知道了,让他出来吟诵诗歌,他无数的好诗,偏偏选择了一首《岁晚归南山》,说自己“不才明主弃,多病故人疏”.唐玄宗很生气,觉得自己受了委屈,说:“卿不求仕,而朕未尝弃卿,奈何诬我?”于是就把孟浩然放还南山了。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,当时王维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出路,玄宗皇帝怎么会去看望他呢?看看他写给孟浩然的诗:
杜门不复出,久与世情疏。以此为良策,劝君归旧庐。醉歌田舍酒,笑读古人书。好是一生事,无劳献子虚。
他劝孟浩然老老实实回乡隐居,不必再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,就在乡间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算了。自己中了状元后又如何,还不是两眼一摸黑,赋闲在长安吗?当然,在这里王维只是发牢骚而已,他从隐居地淇上来到长安,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。在长安这些年,他也没有停止活动。大约三十四岁那年,王维献诗中书令张九龄成功,后来被拜右拾遗,写了一首答谢诗《献始兴公》:
宁栖野树林,宁饮涧水流。不用坐粱肉,崎岖见王侯。鄙哉匹夫节,布褐将白头。任智诚则短,守任固其优。侧闻大君子,安问党与雠。所不卖公器,动为苍生谋。贱子跪自陈,可为帐下不。感激有公议,曲私非所求。
这样的诗歌,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、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。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,见识太短,所守的乃是“匹夫”之节,大丈夫不为也。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,为苍生谋福利,值得天下人景仰。最后“跪自陈”,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,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,为朝廷排忧解难。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,诗人中的高手,艺术气质太浓,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,很快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败北,黯然离开首都。据说他的离去,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。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,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,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,总在右拾遗、监察御史、左补阙、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。其间,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,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,留下了不少好诗,如《出塞作》、《使至塞上》等,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。
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,是他有过做“伪官”的经历。唐玄宗天宝十五年(756年)六月,安禄山攻陷潼关,随即进军长安。《旧唐书》说玄宗“出幸”,《新唐书》说玄宗“西狩”,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,狂奔至四川。四川真是个好地方,尤其是战乱之时,皇帝都很喜欢它,后来的唐僖宗、民国的蒋总统都曾“出幸”或“西狩”至此。四川人民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,在特殊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,更何况很多风景区、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“到此一游”而身价百倍。
玄宗出逃时,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,有忠心耿耿随皇帝出逃的,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,有自谋出路避往山间乡野的,也有摇摆不定、静观其变的。王维属于哪一类,史料有限,不敢妄言,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。《旧唐书》说他是“扈从不及,为贼所得”,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便作了俘虏,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,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。仅仅是这一点,就比周作人不愿“扈从”强了许多。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“汉奸”.周作人呆在北平,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,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。王维见势头不对,马上吃药取痢,假称患病,这是一种什么策略?是甘地所宣扬的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”,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。
安禄山没有放过他。《旧唐书》云:“禄山素知其才,遣人迎置洛阳,拘於菩提寺,迫以伪署。”乱世有才名,也会带来烦恼。《新唐书》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,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。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,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,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:“君子为投槛之猿,小臣若丧家之狗。伪疾将遁,以猜见囚。勺饮不入者一旬,秽溺不离者十月,白刃临者四至,赤棒守者五人。刀环筑口,戟枝叉颈,缚送贼庭。”他说,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,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,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,惶惶不可终日。后来自己吃药称病,准备潜逃,结果引起叛军警惕,被抓了起来,十多天没怎么吃饭,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,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,架在他的脖子上,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山他们办公的地方。
这样看来,安禄山并没有因为王维有才而怜惜他。王维声称他是在饱受折磨与屈辱之后,才迫不得已做了伪官。直接而有力的证据,是王维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诗,诗题很长,大意是当时在被拘禁在菩提寺,老朋友裴迪来看望他,说起逆贼安禄山在凝碧池旁大宴宾客,并让唐玄宗的皇家乐团在旁伴奏一事,王维一时泪下,偷偷写下这首诗给裴迪看:
万户伤心生野烟,百官何日再朝天。秋槐叶落空宫里,凝碧池头奏管弦。
这首诗可谓一字千金。至德二年十月,大唐的军队收复东京洛阳,投降的伪官三百多人都被押往西京长安受审。大头目如陈希烈等都被关押在大理寺、京兆狱,王维这类文官或小头目被关押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。两个月,惩处“汉奸”的条例公布出来,按罪行大小分为六等:罪大恶极者处死于菜市场;次一等赐其自尽;次一等重杖一百;次三等流放、贬谪。王维的罪行,最低也当流放,但最后不仅得到唐肃宗的谅解,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。为什么呢?据专家推测,理由有三:一、写过前面所说的这首表忠心的诗;二、他的兄弟王缙提出削减自己的官职来营救兄长;三、当时的宰相崔圆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据说,王维与当时的大画家郑虔、张通还被关押在杨国忠的老房子里的时候,崔圆从大山沟回到京城,有了豪宅要装修一番,经常把这三人捞出来为自己的房子画壁画。倘若在开元、天宝的盛世,这些画家无论如何都会维护自己的身份,维护艺术的尊严,但现在把给宰相画壁画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抓住,拼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,书上说是“运思精巧,颇绝其艺”.这样卖力,崔圆宰相也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关键时刻拉了他们一把。
大唐皇帝爱惜人才,原谅了王维,但后世的文人却不愿轻易放过他。元代有位名人叫吴师道,看到王维留存的《辋川图》这副画,写了如下一段文字,说“(王)维文词清雅,风度高胜,超然山林间,疑其非世之人。而居位显荣,污贼不能死,适累是图,惜哉。”意思是王维诗歌写得好,气度高雅,有神仙的风姿。但身居高位,当了俘虏却没有一死了之,使他图画的价值也受到影响。也就是说,王维应该像后世的贞妇洁女,一旦被登徒子看见了自己的胳膊,要么就应该将自己的胳膊斩断,要么就应该一头撞死在墙壁上。王维失节后,没有选择自尽,吴礼部认为,这种没有节气的文人,他的画再好,我们也不应该喜欢。还也有人说王维诗歌写得也不好,根本不值得去读,大理学家朱熹说:“王维以诗名开元间,遭禄山乱,陷贼中不能死,事平复幸不诛。其人既不足言,词虽清雅,亦萎弱少气骨。”